电视：见证中国崛起奇迹与文化产业转型的 40 年
可以说，电视成长、成熟的40年，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飞速发展的40年，是“两个奇迹”相互见证的40年，也是每个中国人正在亲身经历的伟大传奇。电视剧就是从拍摄普通生活中的传奇开始的。
改革开放进程中，从不缺少反映国企改革、商战、创业、打拼、普通生活等“小人物大时代”题材的电视剧。以家庭或宗族反映时代变迁、隐喻“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是被认可和推崇的经典范式。但中国电视剧创作的“致敬情结”与“纪念性传统”，对每十年一次的重大国事民生事件的“定格”、“回溯”与“复述”的宏大艺术融合与致敬，以及通过集中播出实现的“想象的共同体”，依然让2018年的荧幕呈现出一片温馨祥和的生活。那些事关每个中国人切身利益与感情的改革开放题材，不仅仅是“怀旧”，更多的是经历过这些的人们那份豪迈与洒脱的精神。 一部部从不同行业、不同角度反映改革开放的电视剧从年初到年末陆续播出，已有20余部剧集播出、正在播出、待播出引发关注，如《最美的青春》《南方有棵树》《你迟到了很多年》《正阳门下小女人》《当风再起时》《我们的四十年》《北部湾人》《那座城这家人》《大河》《外滩钟声》《江水》等。或许这些电视剧艺术质量参差不齐、口碑不一，但它们都勾起了人们对过往岁月的怀念，获得了“回场”的力量，让时光不朽。
还有什么比重温电视剧和中国人的“共同过往”更能激发人们对共同身份的文化认同、对民族不变的核心价值的认同呢？电视剧里反映出来的时代变迁、观念的变迁、富裕的生活、社会风尚、民俗风情、审美情趣，犹如一本相册，何尝不是“中国梦”清晰的足迹呢？
电视剧《西游记》剧照
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关于电视剧的“集体记忆”
在中国社会的娱乐生活中，随着电视的全民普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逐年增加，自2007年居世界第一以来，其播出量和收视率一跃成为国民文化消费的主导艺术形式，毫无悬念地成为中国观众基础最广、传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第一艺术形式。
20世纪70年代末，“黑白电视”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单位配备。当它开始作为稀有“玩具”为少数家庭所拥有时，它仿佛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吸引着邻居们饭后围着电视机围坐，如钟表般准时。频道少、节目少，根本抵挡不住人们反复收看的兴致。从录制的8部样板戏、老电影、服务节目，到电视剧、海外剧，甚至连载在杂志期刊上的影视故事，都能带动印刷品的销售。这应该是新中国第一轮“媒体融合”。电视无形中接过了“露天电影院”和“评书广播”的使命，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扇更加神奇的窗口。 由于本土节目匮乏、制作能力弱，80年代是欧美、日本、港台等地引进剧在内地大获成功的时期，题材从科幻、动作、战争、侦探、谍战、爱情、青春、励志、传奇、动画到情节剧，一应俱全。1980年，NBC于1964年拍摄的《海底游记》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引进并译制播出的美剧，译名为《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朴素的惩恶扬善的故事开始流行，戴“迈克眼镜”、玩飞盘、模仿“迈克游泳姿势”的喜剧开始流行。同年播出的《加里森的大猩猩》。 拥有特殊技能的囚犯被招募成团后的传奇经历，让人们看到了体验系统中独特的另类英雄形象，也引发了年轻人可笑又危险的模仿。这种对时尚服饰装饰的追求和对电视剧的痴迷模仿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相对封闭保守，当时电视剧的题材、素材、人物塑造方式与新人、新事物、新时代大不相同。《铁壁阿童木》《杂七杂八》《排球女孩》《阿信》等日剧的励志故事也启发了不少年轻人。那些关于80年代初电视与中国人交织的文化往事，通过影像深入人心，成为独特的民族记忆。
到1984年底，全国电视机保有量已由十年前的20万台增加到近5000万台，电视覆盖人口超过2亿。因此，有人把《四世同堂》的片名理解为“电视给千家万户提供了每晚生活在一起的理由”。1990年，电视机保有量已达1.6亿台，观众达8亿多。随着电视机的日益普及，节目需求量大增，电视人也相互学习借鉴，电视剧制作、海外获奖、合拍交流项目大幅增加。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电视剧蓬勃发展，既有反映特殊时代伤痕与改革的电视剧，也有娱乐性十足的革命历史剧，还有改编自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武松》（1982年）、《京华烟云》（1987年）、《围城》（1990年）、《南游记》（1991年）等，无一不是精品。 此外，还诞生了多项“第一”的纪录：第一部电视连续剧、谍战剧《敌营十八年》（9集，1981年）、第一部进入香港及东南亚的粤语电视剧《虾球传奇》（8集，1982年）、第一部引进香港电视剧《霍元甲》（20集，1983年）、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28集，1985年）、第一部采用特效和神话题材的电视剧《西游记》（25集，1982-1988年）、第一部大型历史电视剧《努尔哈赤》（16集，1986年）、第一部引进大陆的台湾电视剧《一剪梅》（25集，1988年）、第一部由节目交换转入市场发行的大型室内普及剧、电视剧 《欲望》（50集，1990年）、第一部有影响的校园青春剧《十六岁》（12集，1990年）、第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和公关行业的电视剧《公关小姐》（22集，1990年）、第一部长篇电视喜剧《编辑部的故事》（24集，1990年）、第一部与港台合拍的金庸作品《雪山飞狐》（40集，1991年）、第一部历史剧《乾隆的故事》（41集，1994年）、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120集，1992-1995年）、第一部反腐剧《上帝在上》（17集，1995年）、第一部正面描写中国贪官子女的电视剧《至高无上》（20集，1998年）、第一部禁毒电视连续剧《永不闭眼》（27集，1998年）等。
这一时期，京味喜剧电视剧达到顶峰。《编辑部的故事》被誉为“一部囊括90年代初社会问题、流行热点、时尚风俗的电视百科全书”，让人们看到了北京人智慧幽默的另一面，领略了王朔“笑怒骂都能成文章”的高级调侃语言技巧，生动展现了“骨子里”的京味文化，展现了面对问题、与自我、与时代和解的乐观态度，示范意义深远。《我爱我家》撕下正统、刻板的面具，在善意的调侃、包容的互动中，坚守了中国家庭最珍贵的价值标准。温情与爱，奠定了《我爱我家》的情感逻辑基础。不少人认为，2006年的《武林外传》呼应了《我爱我家》。 以解构的方式轻易化解不满与矛盾的释放，无伤大雅，彰显了一种民间智慧，也为网络趣味的兴起埋下了伏笔。此外，“农村三部曲”系列作品《篱笆、女人与狗》（1989）、《风车、女人与井》（1991）、《古船、女人与网》（1993）至今仍被视为充满乡土意识、平民关怀与文化情怀的讲述农民精神史的史诗典范。
2000年以后电视剧艺术创新的亮点有年代感十足的《金婚》（50集，2007年）和第一部涉及家庭暴力的剧集，对人性阴暗心理的剖析一针见血，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亮点主要体现在行业题材的拓展（如以医疗剧为主的行业剧）、艺术类型的审美升级（如谍战剧、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在娱乐性有限、电视人坚守艺术初衷的80、90年代，资金和技术的匮乏并没有阻碍电视人创作出超越时代的优秀作品，当时的热门剧集几乎都是日后的“经典”。剧集叙事从形式到内容都高度凝练紧凑，保持了较高的艺术完整性，精英意识主导的行业创作以少而精著称。 必须说，当时的观众是幸运的，生活在中国优秀电视剧和类型创新相当集中、产能配比最好的“黄金时代”。当时，形容观众观剧热情高涨的最常用词是“空荡荡的街道”和“犯罪率下降”，这也印证了全民观剧年代一个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时至今日，《西游记》依然保持着3000余次重播的最高纪录；三波“琼瑶热”中的古装剧《还珠格格》（24集，1998年）仍在湖南卫视反复重播；历史剧《雍正王朝》（44集，1999年）是CCTV-4的常备剧目；《我爱我家》同样是重播率极高的家庭喜剧。
可见，中国电视剧扎实的艺术探索与类型基础是在世纪之交完成的，统一的“三个特点”的艺术观念、朴素的艺术服务导向理念、“教育与娱乐相结合”的美育精神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具有旗帜性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逐渐摆脱工具性的“教育宣传品”、完成向“作品”的转型后，在90年代中后期精英审美与大众消费的文化博弈中，又喜忧参半地开始了向“产品”的转型，体现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下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强烈需求。
电视剧《长征》剧照
电视剧《亮剑》海报
中国电视剧40年光阴
电视作为家庭媒体，必然是家庭文化的一部分，这已经成为共识。电视在中国家庭现代生活中确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家居摆设的“中心”，也以特殊的方式维系着现代生活中“家”的概念，是了解外界的触点，是将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集中在分享共同文化兴趣上的感性载体。因此，“家庭媒体”的媒体属性决定了电视剧比电影更偏向家庭趣味性、普及性、观赏性，肩负着传递主流价值观的重任。事实上，那些与家庭、世俗生活有关的现实主义题材占据了电视剧每年产量的绝大部分，这与中国电视艺术一直崇尚现实主义创作的传统，以及国家长期调控确保现实主义剧播出量占全年播出剧集一半以上有关。
因此，改革年代中国电视剧的叙事话语从未断绝，始终瞄准和关注40年来中国人的苦与乐，记录时代痛点、民生疾苦。从两性情感、婚姻家庭、代际关系、职业规划，到生育、教育、医疗、养老，将社会转型中的话语变迁一一收录，以各种话题构建戏剧冲突，刻画中国人对幸福的阶段性想象。虽然现实题材的家庭伦理剧在2003年之后步入“家庭闹剧”的死胡同，但优秀的作品总能传递主流价值观，以“安心”的方式讲述以“人情”“相亲”为基础的人际或家庭矛盾，在保证对观众强大而稳定的吸引力的同时，强化了文化的力量。 美国电影理论家托马斯·沙茨对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电影的主要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电视剧：“不论其商业动机和审美要求如何……它实际上帮助公众界定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找到其意义”。
80年代是奢靡繁华的年代，人们的困境往往具体而细微。第一部描写普通人生活艰辛的单集剧是《普通人的事》（1980）。身为单亲妈妈的女教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工作单位离家“近一点”，好照顾年幼的女儿。《罪债》（20集，1994）与以往知青题材的视角不同，通过反转乡村与城市的空间叙事，还原“知青”的都市身份与故事背景，以感人肺腑的人情方式呈现时代在两代人身上留下的阴影，让“知青”题材在表达困境上有了新的维度。隐性伤痛是另一种客观理性的立场； 90年代，《一片鸡毛》（10集，1995年）反映的小公务员琐碎日常，是机关事业单位单调乏味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既真实，又脱离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改革时代脉搏”；《穷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集，1998年）反映的“住房荒”，是几代普通家庭同住一室的时代缩影，虽然无奈、心酸，但观众被张大民乐观的一面感染，传递出幸福靠自己良好的心态。2010年以后，物质富裕的年轻人为“蜗居”发愁、为“裸婚”焦虑，为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而买学区房，甚至为了出国留学不惜忍受离别之痛。 所有令人焦虑的困境都被收录在电视剧中。
其实，家庭伦理剧最初之所以火爆，就是因为体现了老百姓的价值观和生活智慧。从《欲望》《儿女情深》《一年又一年》《空镜》，到《金婚》《老板的幸福》《老婆的美好时光》《儿女情长》《只有你有幸福》《我的父亲母亲》《父母爱》等，在处理家庭矛盾和情感困惑时，都宝贵地摆脱了猎奇“话题”的控制，以更现实、更诗意的方式呈现了日常生活的质感。很多作品蕴含着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哲学思想。1994年播出、仅有8集的《渐入佳境》首次突破了传统婚姻是爱情完美归宿的观念，将“浪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曾让平淡婚姻中的夫妻幻想用离婚换取浪漫； 1999年的《牵手》以遗憾感和难以言表的复杂性，含蓄地表达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外情现象，并首次客观思考了婚姻中出现“第三者”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几乎涉及到了各种婚恋观念和危机，离婚不再是生活中无法承受的负担。中国社会对家庭幸福和失败婚姻有了理性、多维的审视，人们的观念也越来越开放、包容。这些都被电视剧敏锐地捕捉到了，如《结婚十年》《中国式离婚》《上校的女儿》《半路夫妻》《生活很美好》等。尤其是2006年王海宇编剧的电视剧《新婚姻时代》告诉观众，两个人的婚姻是两个家庭、两种社会关系的结合，而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城乡之间的“错位婚姻”凸显了成长环境和文化理念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无法“跨越”的隔阂和痛苦，会变成折磨。这种婚姻观不仅影响普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择偶标准，很多电视剧甚至相亲综艺也采用了这种思路。中国电视剧对“中国式婚姻”、“中国式教育”、“中国式关系”的“中国式……”表达，体现了对当代中国家庭婚姻、情感、幸福的深入观察、探索和追问，具有文化意义。
从以上几部家庭伦理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记录生活到指导观念，由于精神光辉的注入，让时光流逝中的平凡，拥有了传奇的魅力。电视剧艺术也展现出了反映时代变迁和道德转型的渐进过程的影像优势，展现出对现实的批判功能与认知功能更加真实、和谐、深刻的统一。
陈丹青曾感叹，没有哪一门艺术像电视剧那样“与生活天然平行”，电视剧犹如“生活的翻版”。的确，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空间广阔。对每个时代各行各业人的精神面貌的“亲身”捕捉，将为后人提供一个“鲜活”的机会去了解并不遥远的“中国往事”，犹如一条“时光隧道”，引领人们回首往事，让往事不再是硝烟。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拍摄的关于农民工、企业家的电视剧，就与如今的同类题材截然不同。以90年代的两部代表性电视剧《局外人》（10集，1991年）和《北京人在纽约》（21集，1994年）为例。当时正值“民工潮”和“出国热”同时兴起。 东南沿海是内地年轻人眼中的天堂，而城市年轻人眼中的天堂则是国外。《洋妞》最积极的意义，是为农民工身份正名，洋溢着健康耀眼的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之光。“洋妞”在家乡和外地创业的自信，激励了不少农民工背井离乡。岭南风格的电视剧《公关小姐》《珠江情缘》等，都意在塑造改革开放初期人物独特的昂扬不屈的气质。同样背井离乡的《北京人在纽约》给那些向往出国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主题曲，让人感受到在“天堂”经历的“地狱”般的煎熬。身处异乡的“香蕉人”摆脱不了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 当然，现实生活远比电视剧更加残酷和艰难，但这两部电视剧之后拍摄的类似题材至今难以超越。
电视剧作为深受大众文化现代基因影响的大众艺术，不仅以“拟现实”的镜像建立起人们熟悉的社会关联，更成为人们借助艺术想象投射现实生活欲望、焦虑、迷茫、希望与梦想的指南针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主题曲，从而实现情感交流。因此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主题曲，当这些承载着一定阶段“集体记忆”的文化事件通过私人家庭故事或私人情感状态的戏剧化发酵，通过“电视”这一“家庭媒介”向公众传播时，便完成了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中80年代、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国人生活场景的建构。其中的痛苦与欢乐、贫困与梦想，既有共同“根”的文化想象与民族关联，也有集体主义时代魅力的纯粹价值观和社会文化转型中多元价值观的混乱喧嚣。 正如美国学者尼布朗对“社会文本”内涵的定义那样，它是“再现社会进程变化并反复引导这种变化的手段”，而不仅仅只是娱乐和传达意识形态。
电视剧《还珠格格》剧照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照
回顾40年前：什么是电视？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6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电视剧的成长与成熟，与改革开放同步。40年来，中国电视剧细腻地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包括中国社会面貌、中国人心态的微妙变化。
回到对电视和电视剧的本体理解，我们必须承认，期待电视剧越来越深刻是不现实的，因为电视剧的媒介传播属性与民间、日常的接受状态具有一定的天然“亲和性”，使它成为大众现实生活中一种仪式性、感性的艺术。加之其影像叙事所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心理幻觉是直接而现实的形象，对生活矛盾的“想象力”化解对社会心理的抚慰作用，使电视剧在迎合和引导观众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情趣乃至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优势。而开启大众剧集路线的《欲望号街舞》的创作者们的初衷就是“让人民爱看”，这才真正触及到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形式的本质，也就是约翰·菲斯克所说的能够提供大众意义和大众快感的“大众文本”。 那么，认真对待“娱乐”，关注认识论而非美学，才是将“电视”理解为“一种修辞工具”的开始。在常规意义上，电视剧艺术确实没有必要做出高雅深刻的本体论定义和理想化的投射，但创作者可以继续用它来体现未来大众社会的理想追求和文化趋向。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