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足球：走错的路无须再证明正确路也绝不会平坦

日前，有媒体对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进行了采访。 白岩松表示，多年前他就是“拼命投入资金发展中国足球”做法的反对者。 中国足球走了很多弯路，现在又要回到起点了。 按照规则再次运行。

白岩松所说的绕道，叫金源足球。

金源足球，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提高竞技水平，保持足球俱乐部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而以重金招募球员的方式。

金源足球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10年，但不一定能走下去。

2月28日，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

谁也没想到，上赛季升班马中超冠军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同一天，刚刚更名的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也宣布退出。 算上江苏、天津俱乐部，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已有97支球队宣布解散。

在一系列联赛重组带来的政策变化下，资本热潮被迫退去，曾经辉煌近10年的“金源足球”时代也面临灭亡。

看似几家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退出只是资本和市场的正常调整，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远不止于此。

江苏足球俱乐部发布的退出公告图/江苏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

疯狂的金元足球

在以前的甲A联赛时期，中国的顶级足球联赛基本上都是由国有企业支撑的。 虽然有强弱之分，但并没有出现疯狂扩张的迹象。

虽然球员身价有所提升，但远没有现在那么离谱。 1995年，李兵以64万元的身价转会至广东宏远，并成为当年甲A联赛的顶级水准球员。

对比今天的价格，上海上港俱乐部2016年引进外援奥斯卡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 奥斯卡之前，特谢拉是江苏苏宁俱乐部以5000万欧元引进的，马丁内斯是广州恒大俱乐部以4200万欧元买来的……

恒大和上海上港是金元足球时代的两支代表球队。 图/图创创意

2015年以来，中超联赛整体转会支出突破1亿欧元大关，到2017年甚至高达4.03亿欧元。 这个数字震惊了当时的足坛。

“你傻啊，你有很多钱，快来吧。” 这个几十年前的笑话又被大家提起了。

著名足球评论员董路曾表示，想要提高足球成绩，需要两点：“舍得花钱，花对钱”。

这就是许家印和他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所做的。

近10年，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累计投入近150亿元，换来2个亚冠冠军、8个中超冠军，夺得各种大小奖杯17座，超越大连万达创下的纪录。 创下14座奖杯的纪录。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职业联赛商业化发展和足球产业全面发展成为改革重点。

一时间，绿地、华夏幸福、苏宁、佳兆业等企业纷纷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 与此前入驻俱乐部的恒大、富力等资本巨头一起，掀起“金元足球”风潮。

知名国足球员、青年才俊、大牌外籍球员、国际著名教练都在金源的激励下纷纷投身于中国足球的伟大事业。

不得不承认，在金源足球的带动下，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关注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去，优秀的西方球员都会将中国视为职业生涯末期的赚钱之地，但现在，很多球员选择在巅峰时期来到远东寻求余生的保障。

对于巨额投资，前足球媒体人赵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投资足球的目的并不复杂。 一是为自己的企业做广告，二是通过足球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 ，寻求政策倾斜。

2011年，许家印曾给新闻媒体算过一笔账，“我们每场比赛支付4万元的电视转播费，就能获得90分钟的品牌曝光时间。很多赞助商都希望利用恒大比赛的直播。”实现品牌溢出，提升美誉度。”

“广告的效果是有上限的，两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 赵祯说道。

然而，巨额投资并未停止。 几乎没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中超俱乐部，在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大多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维持表面的辉煌。

国际足联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转会支出超过4亿欧元时，所有中超球队的总收入约为1050万欧元。 强烈的对比让各队都出现了巨大的落后。 其自身商业发展大部分陷入停滞，但“军备竞赛”并未停止。 俱乐部多年来向母公司“借钱”，在所难免。

当肥皂泡被吹起来时广州恒大排球俱乐部，就意味着它破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90%的球队拖欠工资

在2020年12月14日召开的专项联赛管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感叹：“中超俱乐部平均投入是日本J联赛的3倍、日本J联赛的10倍。”韩国K联赛；中超俱乐部一线球员的工资是日本J联赛的5.8倍，韩国K联赛的11.67倍，这些数字令人震惊。

随后，中国足协发布了《关于发布2021-2023赛季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的通知》（以下简称《限薪令》）。 《限薪令》要求个别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将财政年度支出总额分别控制在6亿元、2亿元、5000万元以内； 中超一线队、中甲联赛、中乙俱乐部国内球员单赛季个人工资控制在500万元，税前300万元。 中超和中甲俱乐部的外援工资分别控制在税前300万欧元和150万欧元以内。 限薪令还规定了球员的平均工资和奖金限额。

限薪令的发布，从政策层面给“金源足球”踩了刹车，让很多渴望来中国谋生的西方球员取消了计划，也让很多俱乐部改变了发展方向方法。

但有些俱乐部拦不住车，只好跳车。

“过去，足球俱乐部的老板都是国企，投资不大，大家赚的钱也不多。当这几年民间资本介入，资金流量加大时，拖欠工资的现象逐渐来了。” ”。

一位曾效力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的职业球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90%的球队都拖欠工资。”

“当损失达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就可以说他不想再踢了。现在中国职业足球没有一个老板会为他的感情买单，但当全球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变得更糟糕了。”接班难走 亏损数十亿，接班人需要补上缺口再投资维持俱乐部运营，现在谁能花这么多钱，就跟扔了一样徒劳地离开，”该球员说道。

早在去年夺得中超冠军后，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就在寻求转会。 直到解散，也没有找到公司最终接手。

此前，苏宁集团掌门人张近东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苏宁集团想要生存就必须学会做减法：“苏宁集团2021年的工作将主要聚焦在零售主战场。对于那些不是在零售主业竞争中，说实话，我们要主动做减法，收缩战线，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事实证明，足球是一个应该关闭、砍掉的项目。

2020年刚刚过去的一年，包括天津天海、辽宁宏运、上海申鑫等多支曾经在顶级联赛中崭露头角的球队纷纷退出足坛。 整个2020年，共有16支球队选择告别绿茵场。

已退出足坛的天津权健俱乐部图/图崇创意

“对于老板来说，退出可以止损，但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可能就是结束了。” 上述足球运动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资没人发，你的球队就解散了，除非是国内级别的球队。” 对于领先的足球运动员来说，其他运动员很难找到归宿，因为每支球队的情况都相似。”

“如果踢球赚不到钱，以后还会有孩子选择这个职业吗？” 该运动员表达了担忧。

走了10年的弯路，正确的路在哪里？

赵祯认为，白岩松10年的绕行是出于礼貌。 在他看来，距离1992年红山口会议已经快30年了，严格来说，中国足球走了30年的弯路。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金源足球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资本最强大的时期广州恒大排球俱乐部，我们忽略了非常重要的内容。” 赵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足球可能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在大家竞相投资、加大投入的10年里，职业足球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对于投资者来说，大多数投资者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并没有培育足球文化和足球市场。

赵祯将中国电影和中国足球做了比较。 20年前，电影票房不值一提，但近20年广州恒大排球俱乐部，电影市场环境、观众培养、宣传孵化已经高度成熟。 这是电影业的可取之处。 随着资本的注入，产业日趋健全，市场也培育起来。

“中国足球的市场还很小，转播授权、门票销售、球衣文化产品开发、球队文化传播等很多内容都没有跟上。职业足球已经持续了30年，仍然有很多人在关注足球。” “自己自称为球迷。看足球就意味着输赢。如果足球成绩好，我就看。如果足球成绩差，我就不看。这也是市场不健全的表现。”

在赵祯看来，成熟的足球市场是足球俱乐部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足球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休闲聚会和娱乐的可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谩骂的出口。 资本进入时，没有成熟的市场培育和文化建设，甚至存在企业为了自身利益而驱逐粉丝群体的情况。 这些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在中国的职业体育领域，篮球、排球、乒乓球虽然都有职业联赛，但市场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很高。 很多项目都把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作为模板来研究，而中国足球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模板。

不仅如此，中国足协的多次政策变化，虽然总体方向是为了足球的发展，但并没有依靠金源足球的走势取得好的成绩。 例如，中国足协2019年实施的“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要求中超、中甲球队建立5级梯队，中乙球队建立3级梯队。 ，否则无法注册。 这看似是为青训做准备，但也增加了俱乐部的压力。 每年额外的青训投入并没有带来可观的回报。

此前实施的“U23”政策旨在希望更多的年轻运动员通过比赛得到锻炼，也成为年轻球员溢价的间接驱动。 曾经无法参加比赛的年轻运动员，瞬间在市场上身价近千万。 这显然不符合职业体育的发展规律。

一切混乱的背后，都是远远低于人们预期的成绩和结局，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足球感到失望。

现在想来，错误或许不是资本，也不是金源足球，而是从来不存在的“职业”二字。

错误的路无需证明，正确的路永远不会一帆风顺。 只是希望过去投入的感情不会被错误地付出，所付出的学费能够成为宝贵的经验。

慢慢来，不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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